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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若溪:继承顾颉刚、陈寅恪衣钵的黄守愚  

2007-01-16 23:14:1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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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李若溪 

      2006年7月以来,湖南自由学者黄守愚提出“中国人是猪的传人”一说,引发思想界的地震,一时之间,赞许者有之,斥骂者有之,视而不见者亦有之。而在我看来,黄守愚是近代以来少有洞察中国文化奥义的青年学者,其治学的勇气与精神和陈寅恪先生、顾颉刚先生相似,可谓是继承了他们的衣钵而继往开来,还真有股陈独秀所说的“湖南人的精神”。
  黄守愚说,“中国人是猪的传人”,准确地说,是“野猪的传人”,又因种种原因,国人堕落为“家猪的传人”。说要野猪和家猪,我倒先要讲一个小故事。据说,野猪本是聪明的一种动物,青面獠牙,勇武慓悍,刚烈威猛,以“猪突豨勇”著称于世,它们什么东西都能吃,草啊,树根啊,鱼啊,等等,但是它们总是吃不饱。于是野猪们跑到玉皇大帝哪里去闹事,吵嚷的繁杂声使得玉皇大帝极为不奈烦,因此他就对野猪们说,好,好,你们回去吧,我会满足你们的欲望的,看你们每天东奔西跑的,也辛苦,干脆叫人给你们喂食,每天睡在圈栏也舒服。野猪们兴高采烈地回去了,从此以后它们不在忧愁吃不饱了,整日休闲地睡在牢笼里。可是当它们养得膘肥体壮的时候,屠夫的白刀子一下子要了它们的命。野猪们后悔莫及!原来玉皇大帝在它们的生死薄上批了一条:任人宰割。
  故事终归是故事,但其中的道理意味深长。
  当然,在黄守愚那里,“野猪”与“家猪”的文化阐释具有多义性,自由联想的空间非常大。或许这正是黄守愚思想深邃的地方,他给人以启蒙,给人以福音,给人以方向,但他并未说什么,似乎有点禅味。
  我们都知道,清季民初以来的一百年,是史学大师辈出的一百年。譬如王国维先生、胡适之先生、陈垣先生、陈寅恪先生、顾颉刚先生等,都是有自己独特治学方法的大师,尤其是陈寅恪先生强调追求“自由之人格,独立之精神”,心归屈原,标榜春秋大义,此乃百世之师。
  顾颉刚先生是胡适之先生的学生,曾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考证出大禹是一条“虫”,引起学界的广泛争议,还受到当时的作家鲁迅的人身攻击,嘲讽他为“鸟头教授”。如果没有胡适之先生的一班朋友的支持,顾颉刚先生肯定会被当时之世人的唾沫淹死。
  古史辨派的顾颉刚先生认为,“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周代人的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 “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 以“古史辨”为旗帜的疑古思潮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它砸碎了旧有思维习惯的锁链,为深入研究上古史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虽然在二十世纪后期层出不穷的考古发现迫使学界认识到了疑古思潮的某些偏失,但是,它仍不失为研究上古史无法回避的一大学术思想。
  黄守愚鼓吹“中国人是猪的传人”,与顾颉刚先生提出“大禹是一条虫”及否定上古传说中的黄帝、尧、舜等先王,有异曲同工之妙。顾颉刚先生撕破了腐儒和国人一相情愿的南柯美梦,而黄守愚则砸毁了国人痴迷不悟的对“龙”的臆想。顾颉刚先生和黄守愚所处的时代虽不同,但面临的谩骂和斥责是相同的。然而不幸的是,顾颉刚先生的年代是真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他有老师胡适之先生一班朋友的支持,而黄守愚几乎是孤立无援,几乎没有人真正理解过他的心思。张岱年先生说:“好学深思,心知其意。”黄守愚在他的博客上发出了屈原似的“天问”之后说:“吾谁与归?”
  也许大史学家、思想家都是孤独的,当然黄守愚还不是大史学家、思想家,正如他说的,他只是一个徘徊在过道上的文盲而已。我曾浏览黄守愚的在博客中国的专栏,对其深有感触。他想获得自由和独立,坚挺自我;他不想汩没于流俗,时时标榜“旧义”,因而不敢“裁新衣”;他自称文盲,追慕老庄和禅宗六祖惠能,否定“知识”和权威,砸碎偶像,不为文凭和职称,不求虚名,主张于“无字处读书”,默默耕耘于斗室。在熙穰往来之今世,黄守愚确实有点可爱可敬!他的执着与坚贞,唤醒起了我对懵懵懂懂之青年时代的追忆,也勾起了我对近三百年来湖南先贤的追慕。想当年,反清复明失败后的王船山隐居穷乡僻壤,坚韧不拔,著书立说,演绎春秋大义;曾国藩、罗泽南、左宗棠等人“扎硬寨”、“打死战”,“打脱牙齿和血吞”;黄兴、蔡锷历尽艰难困苦,与强敌人战斗,他们都是坚韧不拔的军人!
  黄守愚非常推崇陈寅恪先生。据黄守愚的研究,陈寅恪先生心归诗人屈原,而诗人屈原被他追认为湖湘文化精神的渊源之一。是不是黄守愚从陈寅恪先生那里找到了相同的体贴?我不得而知了。屈原曾作《橘颂》以寄托他对独立不迁之人格与自由之思想的精神的追求:
  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曾枝剡棘,圆果抟兮。青黄杂糅,文章烂兮。精色内白,类任道兮。纷缊宜修,姱而不丑兮。
  嗟尔幼志,有以异兮。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闭心自慎,不终失过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愿岁并谢,与长友兮。淑离不淫,梗其有理兮。年岁虽少,可师长兮。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
  屈子“哀民生之多艰”,坚忍不拔,不肯改弦易辙,与时俗同流合污,“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离骚》)“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涉江》)“欲变节以从俗兮,愧易初而屈志。独历年而离愍兮,羌冯心犹未化。宁隐闵而寿考兮,何变易之可为!”(《思美人》)陈寅恪晚年目盲膑足,仍然不肯流从时俗和附和当局,尤其是对那些“挑灯裁作入时衣”或自投网罗的昔日旧友极尽嘲讽,难道不正是屈原《九章.橘颂》中所讴歌的 “独立不迁”之精神吗?
  陈寅恪先生留学东西洋,不为一文凭,在当时算是异数了。他标榜“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的思想,则更是异数之异数。“花落春犹去”,王国维先生水死之后,陈先生“发皇心曲”,作《挽王静安先生》曰:“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越甲未应公独耻,湘累宁与俗同尘。吾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赢得大清干净水,年年呜咽说灵均。” 又作《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杨。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而自此之后,陈先生终其一生常以“屈原” 其精神自况,字里行间处处不改“江东旧义”,以史鉴今,以求民族之复兴。
  陈寅恪先生是真有屈原般品格的史学大师。或许陈先生没有想到,几十年之后的今天,他的治学精神获得了众多的追从者。而在黄守愚身上,我也看到了这种可喜的追求。黄守愚把他的博客命名为“船山讲舍”,以船山先生“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为勉,云“阐船山以当新命,极浏阳而道自由”,“不随丹凤朝阳去”,“要有野猪的傲慢”,果真是热血青年一个!也难怪他常说自己是陈寅恪门下走狗!
  黄守愚标榜中国人是“野猪的传人”,人人应“要有野猪的傲慢”,其目的正在于“冲决网罗”,破除“迷信”,砸碎偶像,获得独立与自由。新儒家牟宗三先生说,要有“良知的傲慢”,而黄守愚提出要有“野猪的傲慢”,或许有心心相印之处。生活于“现代”社会的人们“无家可归”,还受尽种种网罗之扼杀,房奴、卡奴等种种现代奴隶应“运”而生,没有“野猪的傲慢”和“良知的傲慢”是回不了“家”的。也许,现代人已习惯颠沛流离,不需要回“家”了。
  当然,黄守愚是一个有“家”的人。在“家”里,他至少有陈寅恪先生、顾颉刚先生相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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