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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乡村的温情打量与精神建构  

2011-08-24 17:10:1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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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乡村的温情打量与精神建构

——评董夏青青的长篇小说《年年有鱼》

 

作者:江知源

 

今年八月,《十月》长篇小说第4期刊登了青年作家董夏青青创作的长篇小说《年年有鱼》。这部以山东沂蒙山区一个小村庄——李家庄子为背景的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以千百年的历史为依托,通过其社会性的写作,一扫当下80后文学“忧伤、嘲谑、空洞、肤浅、重复、单调”的颓靡之风,给2011年度青春文学带来了超乎寻常的生机与冲力。

 

《年年有鱼》还原了一个有纵深感的沧桑物质世界与世俗生活

 

与大多80后不同,祖籍山东安丘,生在北京,长在长沙的董夏青青,她并未将创作的主要视点放在都市这个她所熟悉的纷繁世界中,而是把视角聚焦在了遥远陌生的山东农村。一个都市女孩,一个浸染在欧风美雨文学大洋里的文学青年,为何勇于逆80后创作潮流而动,不惧失败,忍受寂寞,甘愿为农民歌哭、吟唱?这的确是一个我感兴趣的问题。是故乡的风土人情的魔力吸引?是受某位大师某部名作的影响?是对那片热土的情有独钟?还是为了跳出同代人打造的密不透风的文学壁垒所作的一次创作突围?

《年年有鱼》中的李家庄子,小到在省级地图上连个芝麻点儿都没有,但这并不影响它文学化的存在。据笔者考证,李家庄子有山川、河流和肥沃的土地;有着数不尽的历史文化遗迹。在它的400公里半径之内就可以寻觅到儒圣孔子、兵圣孙子、书圣王羲之等古代圣贤祖居之地。

这样一个有着如此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地域,自然具备吸引有独到创作眼力的作者。不止董夏青青,任何一个有写作理想的人,都会对这个地方产生浓厚的创作愿望。

山东这片热土历来就是出文学大家的地方,远的蒲松龄,近的莫言、张炜。或许是受《聊斋志异》的影响,《年年有鱼》的故事以神话传说——秃尾巴老李的诞生为发端,借助故事中的一个个人物对大自然神灵和世俗中的祖先的敬畏之心以及人的梦境与精神错乱,在漫长的时间和有限的空间里,完成了一次次物质的、生灵的、精神的互相碰撞与交融、勾连与升华;在一系列充满神话、民俗、宗教、原始自然野性的表现叙事中,再现了一个丰富的物质世界。

在《年年有鱼》大剧中,第一个出场的是李家庄子古老神庙中的神灵——秃尾巴老李。作者把大自然中的龙卷风、地震、冰雹、洪水、雪灾、冰灾等人类至今不可抗拒的自然灾难的力量拟人化。

在农耕社会,人类对大自然依赖性强,敬畏天地神灵,与世界万物平和相处。日月星辰、树木花草、狼虫虎豹、鱼鳖虾蟹、风霜雨露都按自己性情存活在世界中。她笔下的摘月山神庙、召忽塚子等,都一一保存、收藏了北方乡村中独有的神奇世界。

《年年有鱼》时间跨度很大,从大禹治水一直写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有名有姓的人物八十多个。作者以严谨态度,努力为读者还原了沂蒙乡村历史发展长河中最生动、最有血有肉的那些年代的生活过往,让阅读者在极短的时间里,走马灯一般地看到历史上农民的迁徙,天灾匪祸,尤其是关乎当代中国农民半个多世纪命运的剧烈社会变革——土改运动、互助组、合作社、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等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大戏。在这接二连三的重大历史事件中,李氏家族一次又一次被时代变革潮流推到风口浪尖。面对变化万端诡异不测的人生命运,以李乾坤、秋芬、李星斗、李星极、李星庚、李知智、李知信为代表的李家庄子人,顺天应命,把脚跟插入这片生养他们的黄土地,咬紧牙关,瞪大眼睛与命运作着一次又一次不懈的抗争。在与社会、大自然不断地顺应与争斗中,完成着族群的生命赓续。这些人物与李丕来、毕薇、罗秀玲、皮兽医、苇花、引孩、李富治、琼发等一起,使读者从独特的生活细节以及那个曾经鲜活,现在已经故去的多彩世界里,看见历史枷锁的斑驳铁锈。

土地改革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壮阔的历史变革,它彻底结束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面对如此之大的历史事件,作者以李乾坤捐屋、卖地、分妻为支点,借妮子、春桃、夏结巴、王二蛋一个个小人物的力量,撬开已经埋在历史巨石之下那段沉重历史。

诚然,作者并不是第一个提起笔来描写这百年历史的人。但正因为如此,我更想看看,在她的笔下,到底会带给读者何种新鲜?

五八年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是重大的历史事件。在《年年有鱼》中,作者把李乾坤的二儿子李星斗、孙子李知仁以及村民李显贵三个人物推到最前台,如同用高速摄像机长焦镜头截取摄人心魄的时代画面。在作者的镜头里,李知仁是撑死的。

显然,李知仁之死的塑造是成功的。显示出了作为80后作者写作的功力和胆识。如此的写作抱负,也许不是她的同代人随便可以达到或盖过的。通过深阅读,我也感受到作者不断用力的笨功夫,我曾听一位从那个年代过来的老人说:“三年自然灾害闹饥荒时,在庄里,很少见到瘦子,庄上、坡里晃动着的都是胖子,因为吃不到东西,人都得了浮肿病……”如果作者没有对那段历史作深入细微的调查、研究、挖掘、实证,就不可能写出这样精确鲜活的故事。

而文化大革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在作者笔下,则通过李丕来一家人的命运展现开来。在此处,引孩这个人物形象非常有趣,她的形象和动作,使得故事的悲剧性从历史层面落实到人性层面。而且更加可贵的是,我没有在这位年轻作者的笔下,看到对文革的波普式描述和用青春的荷尔蒙爆发遮蔽文革的血腥残忍以及历史的倒退。

尽管对于经历过这一切我们这代中年人来说,她很难提供什么真正独特、深入的经验和别样解读,但她对于历史的庄重态度是值得赞许的,严肃高贵的文字格调是值得鼓励的。

而除了对农村大跃进、文革、土改等重大历史事件的记述外,作者通过对李乾坤的奔丧,李家庄子人养猪、屠狗、宰牛、铁匠打铁、锔匠之死、神医李时真等民风民俗的描绘,将遗存下来的乡村民俗文化一一展现,作为历史骨架以外的肌理与脉络,为当代社会保存了北方农村一个个历史时代的肉身标本。

   

《年年有鱼》借敢于面对苦难向命运挑战的性格以及乐善好施、讲求忠信仁义等高贵品质的人物群像,寄予重建国人理想人格的善良愿望

    

 在《年年有鱼》中,董夏青青紧贴大地,用她朴实而温存的叙述语言,还原了生长在这里人们以及李家庄子人长相厮守的宇宙、坟墓、古树、老鳖、老井、青石板、街道等古老生物和建筑遗迹以精、气、神。

  这种精神气质的建构和展示,曾是中国的文字作者们的最高理想,无数的作者都希望在自己笔下建造一个自给自足的丰满世界——年复一年地践行着独特生存规则的人们、渗漏宇宙神秘无意识的空间和事物、令人咋舌和惊叹的传奇性生活事件。这个世界,不论像赫拉巴尔的布拉格一样确有其地,或是如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郡实为编造,都因为作者缜密的架构安排及细节布置、强烈风格化的文字表述,使人沉迷其间,在由作者营造的虚幻的现实感中,对他们的世界和人物投入最真实的欣赏和依恋。

 相比较而言,董夏青青所建造的“李家庄子”是一个典型中国化的田园乡村——李家庄子的先民,敬奉神灵、鬼怪,祭祀祖宗是他们生活中一件神圣而不可缺少的庄严事情。秃尾巴老李的传说以及神庙、摘月山庙、召忽塚子被作者精心设计装饰之后,高居俗世之人高不可攀、心存敬畏的神龛。

与很多5060年代作家们笔下神明沦丧、天道不存、人性泯灭的原始地域意境不同,“李家庄子”的神性贯穿人物生存始末。

随着《年年有鱼》故事的渐次展开,当李乾坤爷娘陶醉在“秋饮黄花酒,冬吟白雪诗。”的农家小康日子时候,远在万里之遥的英、美、法等国的资本主义工业浪潮,已经在中国近邻日本登陆,汹涌澎湃的狂潮很快冲到山东半岛。帝国资本与殖民也紧随其后浩浩荡荡席卷而来。历史进入一个又一个特定时代。李家庄子所有的东西都在变,庙宇、古墓,甚至连一口存活了千年的鸳鸯井也在劫难逃。当李家庄子人因不讲诚信,再也不能从塚子中借到仙人的物品;当不再信奉神灵的李家庄子后生捣毁了秃尾巴老李鱼骨庙;当因办乡镇企业化工厂污染了蝎子汪之时……,李乾坤古老的天文历法和朴素的宇宙观以及天人合一的生存理念,将被一一淹没,这又自然构成“李家庄子”的又一条线索,即其“神性”的陨落和消泯。

以孔孟之道为精神内核的齐鲁文化,其内涵何其深邃而博广。旧时,忠、孝、廉、仁、义、礼、智、信等儒家信条,以齐鲁大地为圆心,向广阔的中华大地辐射。作者似是希望以她笔下人物的命运纠葛,重筑国人理想的道德人格。因而在作者刻意的描绘之下,李家庄子人不但仗义和善,而且倔强勇敢,绝不欺软怕硬。在《年年有鱼》中,李乾坤娶的三房妻子,都是他家的善义之举。而在李家庄子人善良的秉性中,又潜藏霸悍、勇敢的基因,当危难降临决不退缩,信锄头而不惧枪杆子。

作者似是希望,通过李乾坤一个家族的命运,来集中展示中国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广大农民命运的缩影——

古人们虽活的艰辛,却活的舒展而大气。名誉、声望、信义是他们看得比命还重的东西:李世祖输掉手艺,远走他乡;上苍送给坚韧、隐忍、刚毅、豪侠、勇敢、智慧的李乾坤一千样本事,他时刻不忘救人于危难、与人方便;妮子为了做到正室夫人的周全,放弃留在丈夫身边的机会;跟前妻为了洗冤求得清白上吊自杀;苇花因儿子知慈从京城回乡务农,有失脸面沉水自尽……

然而,当告别土油灯、火石、火镰。土布,用上洋油灯、洋火、洋布;当木轮小推车的木轱辘换上橡胶轮胎时,李乾坤就已知道,属于他和秋芬老伴的时代已经结束。这两位饱经世事磨难和沧桑的老人,虽说不是在同一时间离开人世间,可他们都是在身体死亡之前,其心已经死去。

李乾坤是一个胸怀宽阔、信心满满的人,虽历经数不尽的人世苦难,他都一次次从容的挺了过来,当他看到自己一辈子苦苦经营的和睦之家,将要分崩离析时,他的精神彻底崩溃,心也随之死去。

同样,已经赶上新时代,过上温饱生活的秋芬,本来身体硬朗,天天品味眼前惬意的小日子,但当她亲眼看到秃尾巴老李神庙被后生们彻底铲除时,她的心也被推土机碾得粉碎。在一个风雨交加、洪水滚滚而来的夜晚,嘟囔着“年年有鱼”这个她一生都祈求的念想,驾鹤而去。

千百年来,李家庄子人为了年年有鱼这个愿景,以李乾坤为代表的先人们建庙筑坟,用神灵约束着人类自己心中贪婪的欲望,用慈善之心对待人世间的生灵万物,虽说他们也经历劫难无数,但是,他们内心澄明,一尘不染,活得舒坦、随性。

以李星极哥仨为代表的一代人,在领袖的指引下,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在永无休止的争斗中,滋生贪欲,栽种狂妄,收获得却是饥饿与幻灭。锔匠之死、名中医李时真的中药药柜被北京798当代艺术家作为行为艺术再利用、蝎子汪大鱉自杀,宣告李星极一代人的时代行将终结。

李知智当初的一次次失败,是这个道德沦丧、法制不健全的社会造成的,其责任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切负面的东西,必然由社会埋单!同样,李知智最后的成功,也是社会的悲剧!是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大笑话。以知智众兄弟为代表的新时代农民,栽金种银,无限止的放飞物质梦想,他们既不相信鬼神,也不屑理想信念,钱是爹,物是娘。

于是乎,一个有着深厚文化道德底蕴的村庄,怪事接连不断,为了追求金钱,给猪肉注水,给面粉里掺加滑石粉,盗掘古墓、祖坟……。农民本性中隐藏着的狭隘、利己、冷漠、愚昧、凶悍、自私、偏执、残忍一一被释放出来。把经过无数代人千百年来农民与哲人辛辛苦苦共同筑起的道德堤坝彻底冲垮。

《年年有鱼》在告诫人们,农村、农民、农业这三农问题,是切切实实的政治问题。在中国的广大农村,土地问题是中国永恒的社会问题,对土地的任何变革,都要慎之又慎,避免犯常识性、重复性错误。此外,重新构筑道德体系和科学的生存观,与建设民主、法治和推动现代化乡村建设一样重要。没有信仰道德的约束,没有科学的生存理念,贪念和欲望就像放出笼子的虎狼,使村庄永不得安宁。是基于这些知识分子的基本思考,当我从《年年有鱼》的文本中看到普通农民靠诚实劳动致富的困境,以及面对时代变革大潮的孤立无援和无可奈何的宿命感,看到李家庄子工业化和商业经济,无法解决人类面临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的诸多问题,我更感到这种隐性批判之下的分量和意义。

而且在作者笔下,这种批判显得从容而渐进,火药味远不如沉重的痛感来得浓烈。虽然她才24岁,但字里行间,已看不到青春期应有的火气和张狂,说话的口吻,像极了70年代人在回忆父辈。也许,这是经过反复斟酌过后,作者为笔下人物和精神意象所选取的最佳讲述态度吧。

 

小说在构建俗世生活屋子上面,投下了一道长长的人性思考以及道德追问的影子

 

作者对李姓家族中不同时期的人物都有婚姻与爱情的描写。与80后同代作家不同,她在创作上规避臆想、颓废、夸张、俏皮以及无病呻吟的空洞重复。希望用老实本分的规矩文字尽量展现。李乾坤与妮子、春桃、秋芬;李知智与罗秀玲;李丕来与引孩;李星庚与苇花的婚姻爱情既简单直白,又意味深长,罗秀玲为了自家兄弟娶上媳妇、毕薇为了保全情人魏建国的名声和前程,都选择了离开自己的心上人。

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利己不损人是被任何时代和社会所默认的,爱情的自私与排他性是永恒的真理。可作者却有意设置这一准则在李家庄子的失灵。在土改分妻这一令人痛心的现实抉择中,为了体现公平合理,李乾坤采用了最笨的办法——抓阄,本抽到最长那根的妮子,仅因为她考虑到自己是三房媳妇中的老大,就义无反顾地放弃留下,忍痛离夫别子。

老放羊的光棍汉王二蛋,被天上掉下来的春桃打中,这段天赐的姻缘,并没有给这位出身贫雇农的汉子带来迥异的美好生活,在欲火灼烧的万般痛苦中,这个看似老实懦弱的乡下汉子,没有选择暴力泄欲,而是拿起石头把自己给骟了。

小说中这些违反人情的描写,我想是建立在作者本人的人性想象上,她似是像雕塑泥巴人像一般,创作出一组崇尚情义信誉、把伦理道德看得比生命都重要的人物群像。想以此矫正世风、撼动人心,并试图为沉默、失语的人群呐喊;为多见不怪,日渐麻木的人们拾回敏感之心,以唤起社会的良心,进而为工业化与经济全球化给乡村带来的种种 “病疾”开出诊疗的药方。

至此,《年年有鱼》其内核脱壳而出,彰显了董夏青青独有的创作功力与灵气!

在写作形式和艺术手法上,《年年有鱼》注意故事的可读性,投入力气进行人物形象的刻画。并紧贴语言写作,善于挖掘和运用地域方言。在叙事节奏上,汲取了现代小说多元的创作元素,小说节拍快富有跳跃感。另外,作者还将中国古老的八卦、五行和二十四节气作为小说章节符号运用到作品当中,使小说显得厚朴有质感。以上这些特点,是作者与前辈、与同代人,在创作取向上的区别之处。

 

从《年年有鱼》看作者的未来创作

 

尽管作者的愿望是善良而有力量的,只是抛却其文本承载的历史社会内涵不看,单从文学创作角度来讲,作者在人物塑造方面仍留下诸多遗憾。首先,也许是因为作者并未从小在农村生活,对那片山水人情始终有隔,通过想象的叙述,是费力的。由于缺乏农村生活感受性、经验性的血肉相连,作者文字的征服力有限,许多人物和叙事飘于表层,使得有的人物看上去更像是作者的“写作笔记”,还未进入血肉丰满的写作展开层面。文中有些人物脸孔不清,像是模拟信号,真实的质感偏弱。对人物特征的界定流于一般化和想象化,并未真的浸润在人物性格之中。其次,尽管是“地方志、家族史诗”类型的写作,最重要的还是立足于故事和人物,不可多将力气花在某种“腔调”的营造上。凡此种种,都需要作者引起足够重视。

行至文末,我想《年年有鱼》这个小长篇对于这位年轻作者而言,更像是一次认真而规范的小说训练,她通过此篇,跳出了当下年轻作者们聚集的“青春文学”的窠臼。将眼光从作者个人本身的七情六欲转向社会大环境。我想,她一开始就知道,写这样一篇小说是吃力的,但她仍然选择向陌生的、被隐蔽的历史投去探究的笔墨。希望通过这个写作的过程,完成对自己以及80年代这一代人的血脉追溯和梳理。在这个遗忘气息浓厚的时代,作“记取教训“的记录和转述。过去的问题,只是被喧嚣的流沙暂时掩埋,它们远不会消失,如果没有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到《年年有鱼》这类严肃、正直的反思中来,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文学,就仍然是病态的、软弱的。

《年年有鱼》是这位年轻作者的初步发轫,确立了她对未来写作题材的选择趋向,以及对文字谨慎讲究的敬畏态度。而更成熟的作品,一定会随着她年纪的增长,在她身心达到一个全新的成熟度时,得以完成。我非常期待到那一天,再次读到董夏青青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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