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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忏悔传统略说:影响深远,优异于西方忏悔传统  

2015-06-02 14:03:2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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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忏悔传统略说

黄守愚

近代以来,一些学者、作家以西方文化话语为准绳,自照洋镜,认为中国文化欠缺忏悔精神。其实并不然,自古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存在忏悔精神。中西忏悔之酒瓶相同,而酒不同,也即中西各有其忏悔之法。中国文化讲的悔过自新、忏悔自新,忏是请容忍和宽恕,悔是自告罪过而当下改正,自新是作新民而作大人、圣贤。按照这个解释,西方文化中的忏悔是“有忏无悔”,也有其不足之处。我们应当持多元价值主张,不必以西方文化为真理,合之则是,不符则非。西方文化只是参考物,不是标准。任何一种文化体系,有其自身的原则和规则,以此维持秩序,并且具有自我修复能力。各有其是,各表其美,互不否认,任何一种文化体系都具有历史有效性,不要以此非彼或以彼非此。

相传早期的圣人大禹、商汤均曾作自我忏悔。大禹登位后,有一次见到罪犯从身前而过,伤心痛哭,左右问其故,大禹说:“尧舜之时,百姓皆以尧舜之心为心,而我为天子,百姓各以其心为心,因此内心伤痛。”尧舜之心,公道正义之所在,是良知之心、天心。也就是说,尧舜之时,百姓有公认的正义价值观,而大禹登位后,百姓各行私心,无有公德,仁义沦丧,因此犯罪的人日渐增多。作为圣人、天子,应当担当使命,明确群己权责,区分私德、公德,建构优良制度和正义价值体系,树立崇高的精神偶像,作为支撑社会的道德柱础和柱梁,以维持公序良俗。这是大禹的忏悔。

商汤的忏悔更是体现出一种责任担当精神。他登位后,布告天下,向上帝深深地忏悔自己的过失。他说:“罪当朕躬,弗敢自赦,惟简在上帝之心。其尔万方有罪,在余一人;余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意思是说,他以“余一人”担当天下的罪过,代人受惩罚。后来,连年大旱,五谷不收,要用人作为牺牲祈祷上帝以求雨。于是,汤剪发断爪,身为牺牲,祷于桑林,以六事自责,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敬,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因此,百姓大悦,大雨亦至。商汤以身载德,以命载义,以“余一人”担当天下、拯救万民的忏悔,彰显了圣贤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左传·庄公十一年》云:“禹汤罪己,其兴也勃;桀纣罪人,其亡也忽。”讲述的道理就在此。

据文献记载,商王太甲有过错,伊尹流放太甲三年。在这三年里,太甲忏悔自新,获得了天下百姓的宽恕,重登大宝。

《诗经》里有许多忏悔的诗歌,《左传》记载有不少的忏悔事例。古语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天祚明德神福仁而祸淫长恶不悛,从自及也圣人有明德者,若不当世,其后必有达人,“多行不义必自毙”,皆是讲述善恶之因果报应。以因得果,由果生因,因果不止,善恶无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改过种善,不改种恶。有过不改,病郁于心,一错再错,积久自刑;一念忏悔,当下悬解,重新做人,步步光明。因此,“自助者天助之,自弃者天弃之”,“禹汤罪己,其兴也勃;桀纣罪人,其亡也忽”。

老子《道德经》里面阐述了圣人、天子的忏悔意识、担当精神。《道德经》云:“受国之垢,是为社稷主。受国之不祥,是为天下王。”一个国家的执政者,不是要去作威作福,享受权力和地位的荣耀以及百姓的顶礼膜拜,而是要自我忏悔,改过自新,去担当国家的耻辱、灾难、不幸。

在天曰诚,在人曰仁,这是“天”的绝对律令,因此人要以德配天。我认为,诚,是言而成,成而言,“不诚无物”,即通过语言符号来开显一种实在,“诚者自成”,真实无妄”。这有点像近现代西方哲学对语言的认知。儒学讲的诚,也是一种契约,即与天(上帝)签订的契约,又表现为一种绝对律令,所以“不诚无物”,“诚,信也”,“信,神也”。在天为诚,即“天”内容和形式都是诚。由天而人,以诚而仁,所以在人为仁。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日新日亲,亲就是仁爱。禹、汤忏悔,在于“亲民”,即爱民,也是承担契约责任。实际上,“不诚无物”,也是“不爱无物”、“不仁无物”、“不亲无物”、“无爱无信”。

孔子主张的自省悔过,源自道德的绝对律令,并且理所当然地要向真理、他人忏悔。忏是请忍恕,悔是改罪过,自新是作新民,这是绝对律令,所当然。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孔子预设了真理的存在,符者即是,不合者即过,如“行己有耻”( 《论语·子路》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 《论语?里仁》。孔子认为人受诸种遮蔽,少不了犯过错,而求“无大过”( 《论语?述而》)、“寡过”( 《论语·宪问》),同时必须向真理、他人忏悔,“过则勿惮改 《论语?学而》,“见其过而内自讼”(《 论语?公冶长》),迁善自新,但不能重犯旧过。孔子认为,人有过,他人必定能知道,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论语·宪问》)。如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 《论语?述而》),这是孔子向巫马期忏悔。而自贡认为,改过迁善,他人也必定知道,如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抑之。《论语?子张》)人不可重犯过错,因此孔子赞美颜回“不贰过”( 《论语·雍也》),鼓励自讼己过,如“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如“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论语?里仁》)。

孔子的弟子曾子主张每日三省其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实际上,可视为每日忏悔一次。忏悔在于自我觉醒,忏悔由己。孔子认为,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孔子还认为,人人自我忏悔,其力自足,“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 (《论语·里仁》)

孔子主张忠恕之道一以贯之,因此应当赦免他人“小过”( 《论语·子路》)。君子不文过饰非,只有“小人之过也必文”(《 论语?子张》)。多闻阙疑,多见阕殆,可减少怨尤和后悔。《论语?为政》:“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缺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缺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因此,孔子认为应当临事而惧,好谋而成,不赞赏“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论语?述而》)。孔子的弟子子张是侩,颜涿聚是江洋大盗,二人都犯过罪,但因忏悔自新,求学于孔子,而不失为贤人。《吕氏春秋·尊师》例举有六位犯过罪的人,都是忏悔自新后成为贤德的。其云:“子张,鲁之鄙家也;颜涿聚,梁父之大盗也;学于孔子。段干木,晋国之大驵也,学于子夏。高何、县子石,齐国之暴者也,指于乡曲,学于子墨子。索卢参,东方之钜狡也,学于禽滑黎。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于刑、戮死、辱也,由此为天下名士显人,以终其寿,王公大人从而礼之,此得之于学也。”

孔子忧心于不忏悔自新者,如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他还曾痛斥倨傲非礼而坐的原壤,以杖叩其胫,并说: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王阳明有“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之说。心贼一破,当下成圣贤。

对于产生过错、罪孽的原因,综合历代儒家的观点,大致认为是人本有明德于心,然受气秉(与佛教的六根相似)之拘,受行习、偏见、名利之蔽,又困于境遇、前人、流俗、情欲之累,则有时而无明,良心聋瞽,气血壅塞,麻木不仁,导致丧心病狂,为贼为奴隶,贼人之物,贼人之心,一动邪念,即生过错、罪孽。《尚书》云:“惟狂克念作圣,惟圣妄念成狂。”一念知耻,心正意诚,良知沛然莫之能御,当下忏悔,由己为仁,自作主宰,反身而诚,则豁然开朗,此心正大光明,体贴出满腔春意、万物一体之仁,乐莫大焉!惟此一念,破心中之贼,反奴为主,仁爱万类,心中光明快乐,则罪灭过消!

又有人问我,人为什么要忏悔?为什么要成圣?道理很简单,人来到这个世界前,已与上天签订了契约,曰诚。活着,必须成圣,有罪过必须忏悔。有过错,不忏悔自新,无法自立于世。为什么要成圣?圣人即幸福。儒家讲以德配天,厚德载物,不诚无物,千讲万讲,不忏悔,不成圣,失去人生意义外,并且无财物可以受用。

佛教传入中国后,印度忏悔之法也随之注入中国文化之中。在早期的道经《太平经》中有悔过免罪的说法,而五斗米教张鲁以忏悔法行教。佛教、道教的忏悔之法对中国文化大小传统影响深远,如梁武帝、沈约、梁简文帝、庾信、王维、白居易等均创作有忏悔诗文。尤其是元明以来,因中国的商贾极为富有忏悔精神,大批文学家也接受了忏悔观念,李梦阳、何景明、康海、王廷相、徐祯卿、王世贞、谢榛、吴国伦、袁中道、谭元春、吴伟业等人无不自省悔过,走上了自我救赎之路,创作大量忏悔自新的文学作品,像白朴的《梧桐雨》、袁中道的《心律》、张岱的《自为墓志铭》、署名吴承恩的《西游记》、署名曹雪芹的《红楼梦》、洪升的《长生殿》都属于“忏悔录”。相当于大传统而言,民间小传统中的巫医百工也采用忏悔之法教人。

钱钟书先生认为,司马相如的《自叙》是世界第一部忏悔录,稍后是司马迁的《自叙》,都远早于西方奥古斯丁《忏悔录》。沈约的《忏悔文》,白居易的《观刈麦》,欧阳修的《食糟民》,都是有名的忏悔诗文。

值得一提的是明末清初关中大儒李二曲先生以“悔过自新”标宗,即以“悔过自新”视为宋明理学的要义。而在之前,二程、朱熹、陆九渊、吕祖谦、王阳明等人都阐述过忏悔自新的必要性。实际上,王阳明一生处于忏悔自新之中,从“知行合一”到“心即理”,从“破心中贼”到“致良知”,无不因忏悔而来。李二曲的“悔过自新”说承前修而来,后出转精,是复性明体的工夫,因此又提出了“明体适用”说以一体用。

先秦时代,后、王、天子、诸侯等发心忏悔自新的,比比皆是。秦汉以来,皇帝自我忏悔而下罪己诏者,代不乏人。汉武帝曾于征和四年(89)下《轮台诏》,据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内容丰富、保存完整的罪己诏。不过也有人质疑,认为是宋代以来形成的认知,李后主填词以自我忏悔,王国维《人间词话》评价说:“后主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在中国历史上,廉颇负荆请罪的公案最为有名,而周处改恶从善的故事也甚有教育意义。廉颇是著名大将,因辱没过蔺相如,后来知耻知过,忏悔自新,肉袒负荆,请罪于蔺相如,可谓表现出了大将的风度,英雄的气概,胸襟的开阔,君子的豪迈,仁者的勇气。

近代以来,梁启超著有《说悔》,张文穆著有《行己有耻与悔过自新》,鲁迅著有《狂人日记》,巴金著有《随想录》《生之忏悔》,无不倡扬忏悔之观念。

在今天,我们倡导忏悔自新之法,见贤思齐,向圣贤忏悔,主旨在于让人克己复礼归仁,知耻而勇,复兴中国忏悔传统,复兴中国文化,以建设美好人间。

忏悔自新,是一种道德绝对律令,凡有过错,应当忏悔。忏悔是一种正气、正能量,作为心灵与真理之间的一种对话,能明净灵魂,升华人格。忏悔是一种担当精神,是圣贤、君子所为,是豪杰、英雄所为。我们直接面对圣贤忏悔,也可面对列祖列宗忏悔,也可面对接受者忏悔,也只对此三者负责。因此,忏悔完了,可以保存乃至发表忏悔文,也可以烧毁忏悔文,因为忏悔文不能成为施加强制力的证据,而应当宽恕忏悔者。这一点,类似于西方马丁·路德改革后的基督教忏悔方法,可以直接向上帝忏悔,不必经过牧师转达。 中国文化中的“诚”,就是人直接与上帝(天)签订的契约,没有经过神职人员。如“不诚无物”、“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诚者自成”,这都是因与上帝(天)签订了契约,无伪而真,因诚而有物,所以说心诚则灵。

西方有团契精神,实际上中国在先秦时期就有与之相似的社契精神。墨子讲的兼爱,惠施讲的“泛爱万物,天地一体”,杨朱讲的“天下为公”、个人权利,化而为儒家的大同理想、民胞物与、万物一体之仁,也就是“泛爱众”,不仅人人相爱,爱一切陌生人,而且是仁爱万类。在一些狭隘的群体中,一个人有过错,群体往往避而远之,隔离此人,甚至将其驱逐去群体。我们要区分群己之权责,公德、私德俱修,仁爱万类,不困人于厄,不遗弃其人,社契于有过错的人,激发其良知,鼓励其忏悔自新,相扶相助,让其早日再次自立于世。

我认为,儒学的要义即仁,其在于自觉觉人,自爱爱人,自立立人,自达达人,参天地,成万类。天诚人仁,作为道德的绝对律令,它要求人应当忏悔。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而古今之圣贤无不以忏悔为正法。“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作新民和亲民,教与养兼致,日新日亲。曾国藩中年悟道,立志做圣贤,每日忏悔,自号“涤生”。意思是说,洗涤旧我,浴火重生新我。他尝说:“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他的日记,就是一部忏悔录,也因忏悔之功最后实现三不朽。日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的“六相精进”中有每日自省,实际上是从每日忏悔。人人都可以学习曾国藩的忏悔之法,这是通往幸福生活的大门。

当今的中国,已由“熟人社会”进入了“陌生人”社会,处于新旧道德转型之际,公德不张,不信任“陌生人”,恐惧“陌生人”,而“陌生人”也不具有良好的私德和公德,以至于出现道德危机,“恶榜样”屡见不鲜。复兴中国忏悔传统,开显仁爱,是化育公民的优良私德、公德的必经之路,斯文在兹。

 

                                黄守愚于阙一庐

                                       乙未年正月二十七日子时

                                         西历2015317日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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